有一条连接内亚和东南亚的文明走廊，这条文明走廊在秦以后的大一统帝国建立成功以后遭到不断的压缩，最后压缩到川西的峡谷地带，压缩到云南和河西走廊之间，但是它始终存在。在这条走廊强大和通畅的时候，巴蜀就会强大和繁荣；在这条走廊遭到压缩的时候，巴蜀就会变得贫困和没落。但是在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记载中，他们往往会记载出完全相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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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青铜神树，很有可能就是广泛流传于西亚神话中的古神树。

人类本身的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在定义上稍微有一点点差异。所谓人类本身的历史，就是人类种群从东非出非洲以后，在欧洲大陆、然后在美洲和其他比较偏僻的地方扩展的历史。它并不要求有高级文明本身的存在，也就是说，只要有几十人、几百人的小部落能够以采集、狩猎或其他方式维持他们的生活，就足以构成人类的迁徙和发展。文明本身有很多定义，我在这里下一个武断的定义，就是说，文明就是指人类的种群已经发展到不仅能够简单地维持生计，而且能够形成高级郑智组织，具有原始郭嘉形态，包括武力和统治这种机构在内的形态，达到这个水准以后，才可以称为人类文明。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的起源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早期人类的迁徙图

人类的起源，对于东亚来说，是自西而东扩散而来的。是出非洲的人类在西亚已经繁衍了若干时间以后，然后再沿着印度和东南亚的海岸向东向北迁移，最终在东亚大陆的南部和海岸地带定居下来。这个基本次序是从西向东的。以上是东亚人类的起源。东亚文明的起源，从方向上看也是从西向东的，但是论时间当然要晚得多。它也是从西亚开始的，但并不是简单地出现了维持生计的部落就可以算数的，而是产生了原始的郭嘉组织，产生了比如神庙或类似的原始宗教组织主持的城邦，能够主持集体的灌溉活动，能够把原先不适合于人类居住的位于大河下游或者沼泽地带的土地，通过水利工程和其他诸如此类的生产性建设，变成不但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方，而且生产力和财富的积累能力都大大超过原先的原始人类部落。到了这个境界以后，才可以说是已经产生了最原始的郭嘉雏形和最初的文明。这次突破，当然，众口一词，是在今天所谓的中东地区或者西亚地区。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在西亚的第一代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

农业文明与郭家组织的形成密切相关。如图所示，农业最先在西亚产生，随后扩散到世界各地，东亚文明是内亚和东南亚传播的产物，它的二元性在文明之初就已经体现。

东亚最古老的文明，以殷周两个帝国为代表的文明，从现有的考古记录来看，毫无疑问是西亚型的文明通过内亚进入东亚核心地带的产物。但是，他们尽管从文明的很多特征上来讲有明确的西亚来源，例如殷商的战车或者周人的青铜器之类的，它们的进入使东亚的文明从通常所谓的石器时代跃入了青铜时代，从没有郭嘉形态的原始部落组织跳跃性地进入了具备郭嘉形态的高级文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东亚的最早居民。很显然，有很多考古记录显示，早在他们出现以前，从印度东南亚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的这些居民早已在东亚大陆定居了。他们跟后来的有历史记录的这些郭嘉实体的主要区别就是在于，他们还处在比较分散的状态下，还形不成具有武装和正全机构的郭嘉形态。很多上古神话把这段时间描写为黄金时代，大概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的郭嘉组织，因此避免了郭嘉组织的压迫，也避免了随着郭嘉不可避免就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战争。

殷商拥有的从西亚输入的战车技术代表了东亚军事技术的最高水平。由此殷商可以在面对其他东亚族群的时候占据绝对优势。后来殷商的衰落与周人的崛起也正是因为周人同样掌握了这项技术，并切断了殷商与内亚的技术输液管。

刺激了东亚大陆和南亚次大陆最早的具有郭嘉形态的文明的这批人，到底是真正的纯粹的西亚居民，还是接受了一部分西亚文化、但是实际上自己却是内亚人而并不是原始的西亚人，目前的证据是无法考证的。刚才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相当于，你在现代史上要问，东亚的Commie正全到底是露国人Lenin和Stalin建立起来的，还是湖南人石敬瑭和吴越人吾嚎这批人一起建立起来的？前者就相当于是Bolshevik真正的起源地露国，后者则是接受了Bolshevik影响和训练、但是本质上讲本身还是东亚人、可以说是经常被称为黄露的这一批人。我们在二十世纪可以把真正的Commie和他们的黄露学徒区分开来，是因为时间比较近、各种档案和客观材料还保存下来的缘故；但是如果你假设，再过五千年时间或者三千年时间，各种文献证据都已经基本毁灭了，你只能通过零零星星的考古证据来讨论，那么未来的考古学家可能很难判断，鳖精的这个Commie和莫斯科的Commie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关系。

也许再过五千年以后，人们将不再能够分清，到底这两个人谁才是导师，谁才是学徒。

你可以从很多旁证上看出来，比如说从什么镰刀锤子之类的旗子上推断出来，这样的旗子曾经在莫斯科的红场的仪式上出现，又在鳖精地安门的仪式上出现，因此可以判断，它们两者之间至少是一个同源关系。你还可以运用碳-14同位素或者其他方式来考证，发现在莫斯科红场的镰刀锤子之类的遗址比在鳖精或者上海等其他地方的类似遗址时间上要早，然后你就可以合理推断，Bolshevikism的起源地不在东亚，而是在露西亚，在露西亚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出现在东亚。但是你无法判断，到底是Stalin疼痔亲自打着镰刀锤子的旗子征服了东亚，还是他用间接的手段、通过他的代理人征服了东亚。

仅凭考古学的资料，你无法判断Stalin到底是姓斯还是姓Stalin。也许他就是一个姓斯名大林的东亚人，也许费正清就是一个姓费名正清的东亚人。三千年以后，这些问题都很难判断。那时的人很可能会认为李世民和安禄山是东亚人，尽管他们的同时代人会认为他们是鲜卑人和内亚人。两千年或三千年以后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怀疑，Stalin是不是真的就姓斯，也许他就是CCCP和China Communism的真正创始人？我们今天看得非常清楚的Bolshevik母党和东亚织布之间的主从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对于他们来说就会变成一个很难判断的迷。

内亚移民的后代安禄山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大体上的格局。我们现在就可以下一个模糊但武断的评语，就是说，东亚最早的人类起源是印度东南亚来的这一批人，他们定居的时间最早，他们在人种上和文化上跟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居民共同点比较多，跟今天所谓的南岛语族的居民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共同点比较多，跟今天所谓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居民在种群和体质人类学上的共同点比较多；而建立了商朝、是孔子祖先的那一拨人与建立了周朝、是周公祖先的那一拨人，他们的来源则有明显的西亚风格。至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西亚殖民者、征服了东亚呢，还是像石敬瑭和吾嚎接受了Bolshevikism、但是自己不是CCCP人、在东亚建立正全那样，他们本身其实是内亚人，接受了西亚的先进文化和郭嘉组织方式以后进而征服了东亚，但只是西亚文化的传递者，自己却不是西亚人？这就无法考证了。

南岛武士

因此在东亚大陆的最早期文明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它经常会有二重性。二重性就是，在有些地方，特别是长江以南和靠近沿海的地方，最早出现的文明实体的邦国，它的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存在着文化上的断层，而且这个文化上的断层具有内亚性和百越性的差别。百越并不代表这些最早的居民的全体，但是为了方便叙述起见，为了避免引进其他太长、太难理解的名词，我就直截了当用“百越系”和“内亚系”来代表这两种人。从内亚系的征服者和文化殖民者看来，百越系的人有很多名字。有时候他们会被称为越人，有时候他们会被称为夷人，或者还有其他许多名字。越人和夷人都是笼统的称呼，具体的情况还有其他许多名字。越向南走，内亚统治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文化鸿沟就显得越大。在这方面，吴国和楚国是非常典型的。你可以从屈原的离骚和其他诗歌看出来，他给自己讲的这套家谱是地道的诸厦式的。

屈原的家谱。他老说他老是高阳氏的苗裔，高阳氏即“五帝”之一的帝颛顼，因其封地在高阳（今河南杞县东）故又称为高阳氏，高阳氏相传为黄帝的孙子，黄帝死后相继为帝。

“夏”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根本不在东亚。只是殷商的后代（像孔子这样的人）和周人的后代（像周公、伯禽这样的人）为了建立一个郑智上的桶一栈弦，就说我们有共同的起源。当然，这个共同的起源要么就是西亚的起源，要么就是内亚的起源。诸厦，按照它在历史上的名词，一路上，从山西南部，倒推到鄂尔多斯高原，再倒推到外伊朗地区，这样一路推下去，来源也肯定是西亚和内亚。所以这就是一个郑智上的桶一栈弦。殷人和商人在“诸厦人”这个共同的概念之下从此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文明的联邦。这就是孔子时代作家的普遍理想。

鄂尔多斯高原到山西南部对黄河流域形成居高临下的姿态。殷商的先人很有可能是从这条路进入黄河流域。

但是在长江以南的各地，夏和越之间的矛盾是很明显的。从屈原自己描绘的家谱和他诗歌中所描绘的那些教育方式来看，跟黄河中游地带的那些诸厦各邦的教育方式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屈原作为楚国贵族，他是接受了诸厦的教育的。但是楚国的底层文化却有另外一套，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种充满巫风的文化，这种文化以及他们的金属冶炼方式跟百越族群的相似度很大。所以它存在着上层和下层的鸿沟。吴也是这样。吴越通常连用，长期以来被用来形容同一个地区、同一系各文化区、同一个族群、甚至是同一个郭嘉，但是吴和越之间的差别其实就跟诺曼贵族和撒克逊被征服者的差别一样大。

楚式镇墓兽体现了楚国民间强大的巫风文化

吴跟楚一样，它的贵族阶级有一套可以跟中原的诸厦各国对接的文化，但是它的基层也是断发文身的百越。所以在后来的吴越争霸当中，吴显得又强大又脆弱。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打败越人的。我们要注意，越是百越，不是只有越王勾践那一家，越王勾践很明显只是越人当中接受吴文化比较多的那一支，所以他们抵抗吴人侵略的时候也比较得力。吴人是如此之强大又如此之脆弱，他们多半能打败越人，但是一旦失败就万劫不复。而越王勾践的后裔在被楚国打败而消亡以后，在江南大地，太湖流域甚至钱塘江以东，仍然遍布着诸越。他们的反抗经历了秦国和楚国的长期争锋，印第安式的战争打了几百年，他们最终都没有屈服。在孙权在江东建政的时候，这些百越和山越仍然存在，他们仍然在使用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被诸厦作家用蔑视的语气描绘过的各种技术。

吴国易亡而百越方兴

这就可以看出，吴的来源，无论是吴这个地名——吴这个地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来自于渭水流域，还是它使用的技术方式，还是它的贵族来源和文化教育方式，都可以看出，吴有明显的内亚性，有一定的诸厦性，正如他们给自己发明的历史把自己联系到泰伯诸如此类的周国贵族的家谱上面一样。而被他们统治、跟他们长期维系的诸越或百越却是当地的土族。百越很可能是沿着印度河东南亚北上，跟近代南岛人和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在文化上和种族上具有高度亲缘关系的一群人。而诸厦则多半是从外伊朗南下东进，进入东亚大陆核心部分，携带着先进的西亚文化和郑智统治技术的那一个群体。蜀的情况也与此相似。

百越

在人类文明的黎明——但不是人类迁徙时代的黎明，最早出现的文明体，按照苏秉琦的说法来说，大致上东亚最早出现的文明郭嘉可以划为六大文化区。其中之一，巴蜀所在的这个区域，跟近代的西南官话覆盖的区域是基本相同的。近代西南官话覆盖的区域，不仅包括今天陕西省南部的汉水流域的汉中和四川省的大部分，大渡河以东的那大半个四川，而且也包括了今天湖南和湖北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而这条模糊的边界线，也就是苏秉琦所谓的六大文化区划分的巴蜀文化所在的边界线。这些地方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曾经出现过很多邦国，但是出现的时间有差异。最早出现的蜀及其前身和后辈，可以说它的内亚性是比较强的。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三星堆那些充满了西亚色彩的遗址，包括那个著名的太阳神鸟还有那个青铜树。

西南官话的覆盖区域

我们要注意，那个青铜树有很大的意义，它在最早的苏美尔神话中有相当大的地位。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圣经里面通天塔的原型之一，或者说圣经里面的那个通天塔神话是这个天梯的不同版本之一。在最古老的两河地区的神话当中，这个神树就是连接大地凡间和天神所住的天国的一条通道。后来的神话传说中间有一个悲怆的故事叫做绝地天通，就是凡人所居住的大地和诸神所居住的天堂从此隔离开来。而这个故事经过N多次变形，就变成了圣经中上帝不允许人类建造巴别塔，在通天塔快要建成的时候终于把它毁掉了。其实最初的通天塔是一棵神树，而不是人间的塔，但它的基本用途都是一样的，就是多神教巫师用来沟通人类和仙界的通道。这些西亚文化的特点，在巴蜀都是存在的。

苏美尔神话中的神树

我们可以从考古学遗址的时间线大体上推断出他们的来源。他们是从后来羌人所居住的武都一带，沿着岷江上游逐步南下，进入成都平原西北部，然后越过四川盆地，又进入今天云南所在的地方。今天的白马羌、武都羌以及南方攀枝花一带的所谓彝族——横跨云南、四川两省的彝族，在血缘上、文化上和种族上跟他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根据Leninism的民族发明学，他们被发明成了几十个不同的民族。但是其实这几十个不同的民族有着非常古老而共同的来源。他们是蜀的先民，他们的内亚性是最明显的。而向东则是巴和楚。时间比蜀要稍晚的巴和楚，就出现了我刚才讲的那个贵族和平民的二元性。楚的特点和巴的特点都是，它的民间文化具有高度的百越特征，而它的上层文化和贵族文化仍然具有内亚特征。照楚的神话传说，跟祝融集团有关系，这很可能也会追溯到外伊朗。而巴的最初传说呢，跟蜀的传说比较接近，它们很可能具有同源性。很可能是，沿着河西走廊陇西的那条通道南下东下的移民，有一支沿着岷江南下，另外一支沿着嘉陵江南下，最后经过了多次不同的混合，形成了巴和蜀之间的差别。巴和蜀之间，蜀的内亚性更强，巴的百越性更强。

巴与楚的百越性超过内亚性，而蜀的内亚性超过百越性。这跟内亚先进技术的传播途径有密切的关系。蜀的主要航道为岷江，而巴的主要航道为嘉陵江。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开始以后，随着楚国的强大，上述的西南文化区被割裂了：楚文化占据了长江中游的地带；跟他们本来亲缘关系很近的巴人被切断以后，被封锁在四川盆地之内，渐渐跟蜀并称，最后巴和蜀之间的关系渐渐超过了巴和楚之间的关系。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巴、蜀、楚所在的整个文化区内部的相似性仍然比其他五个文化区的相似性都要大。这个文化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在哪里呢？它是一条连接内亚和东南亚的文明走廊。这条文明走廊在秦以后的大一统帝国建立成功以后遭到不断的压缩，最后压缩到川西的峡谷地带，压缩到云南和河西走廊之间，但是它始终存在。在这条走廊强大和通畅的时候，巴蜀就会强大和繁荣；在这条走廊遭到压缩的时候，巴蜀就会变得贫困和没落。但是在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记载中，他们往往会记载出完全相反的历史。

秦灭巴蜀以后，完全掌握了岷江航道和扬子江航道，夺走了巴蜀作为内亚和东南亚文明走廊的地位。所以内亚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才不得不往云南和河西走廊移动。同时，秦占据扬子江上游有利地缘，对楚国形成了侧翼包抄和居高临下的战略位置，为暴秦的统一又增加了优势。

在巴蜀比较繁荣昌盛的时候，它的商业和技术更加先进的时候，农业财富对它不是很重要；而在帝国统治下则恰好相反。什么叫帝国统治？它的意义就像是路易十四进军荷兰或拿破仑占领荷兰，它会把本来在城邦和多国体系之下非常繁荣的商业挤出去，挤到帝国力不能及的地方去。其实这个过程在法兰西绝对君主国发展的过程中间已经发生过几次了。布罗代尔就说过，香槟在香槟伯爵统治的时代曾经是欧洲的贸易中心，但是自从法兰西王室吞并了香槟以后，贸易线就不得不向北方移动到佛兰德。他没有说的就是，在法国进一步强大以后，路易十四进攻荷兰的时候，贸易线又进一步地从阿姆斯特丹移到了伦敦，造就了英国的繁荣。资本ism和商业的发达天然地亲和多国体系，这是很自然的，即使在今天也是这样。强大的跨国公司喜欢什么样的地方呢？它喜欢维京群岛和安道尔大公国这样的地方。奥巴马总统曾经有一个巨大的痛苦，就是因为米国公司很喜欢跑到安道尔这些地方去，从而实现它在米国逃税的目的。

贸易线总是会避开郭家权力强大的地方，从香槟到阿姆斯特丹到伦敦，越自由的地方越繁荣。

大国喜欢征敛，运用它强大的郭嘉实力来压迫资本ism，尽可能地杀鸡取卵，追求短期的郑智利益；而小国没有这样的能力，资本和人才很容易逃跑，因此它必须讨好资本家。资本如果逃走了，对于小国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对于大国来说却并非如此。因此资本ism的发展恰好是在大帝国以外的地方，在小国林立、多国体系最发达、组织度最高的地方，而不是像大一统的爱好者所说的那样是在郭嘉权力最强大的地方发展起来的。这个规律可以说是适用于全人类所有的分支，无论是西亚和欧洲这样比较接近于最古老文明的正宗，还是像东亚、非洲或者美洲这样比较接近于人类文明旁支的地区。这就是为什么东亚文明当中，最繁荣昌盛的时代第一个就是孔子的春秋战国时代，第二个就是蔡元培的时代，这两个时代都是多国并立的时代，而大一统的时代从各方面来讲都起的是压制性作用。

诸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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